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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g山水的博客

美——来自于自然、来自于心灵、来自于健康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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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在呼伦贝尔市一事业单位从事政工工作。喜爱高山大海、江河森林、蓝天白云、花卉鱼鸟。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 鄙人认为:美——来自于自然、来自于心灵、来自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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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挽狂澜于既倒 匡扶革命于将倾  

2016-10-26 22:10:35|  分类: 英明领袖毛泽东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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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挽狂澜于既倒  匡扶革命于将倾

——毛主席转兵贵州摆脱红军全军覆没之险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全国各族人民无不深切缅怀参加长征的革命先辈,特别是对长征的胜利发挥核心主导地位、起到最关键性作用、做出最极端重要贡献、具有无法替代之英明统帅和神奇领袖毛主席,更令人由衷叹服、无限敬仰、铭心镂骨、永世缅怀。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处于极端危急关头的时候,毛主席力挽狂澜于既倒、匡扶革命于将倾,排除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扰,率领红军粉碎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住人类生存极限的考验,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最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革命从此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迅猛发展。

 ——“左”倾错误路线令红军濒于覆灭、中国革命濒临葬送

 1930年10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反动派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侵华战争,疯狂地在江西连续发动五次对中央苏区的大“围剿”。其中,蒋介石的前四次大“围剿”,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及其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红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红军队伍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围剿”接连失败之后,恼羞成怒,更加无视日军大举入侵华北,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一意孤行、顽固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

 对红军来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而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德等人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建议,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而告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最终被逼上了远征的道路。

 李德、博古在长征初期,同样不顾客观实际,独断专行瞎指挥。他们一方面强调保密,对红军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付出惨重代价,红军将士为突破湘江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可是,李德、博古在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惨重代价之后,仍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依然按既定的前往湘西的目标,沿着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从越城岭西行,计划从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此时,蒋介石为阻挡红军会合,又集结40余万大军在湘西摆兵布阵,欲在此全歼中央红军。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李德、博古我行我素,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固执地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如果再坚持这个主张,中央红军就极有可能被国民党军一网打尽。

 毛主席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长征途中,忍辱负重,英勇抗争

  在红军领导层中,毛主席是最早识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最早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提出了批评,但却遭到了“左”倾领导者的排挤和打击,处于无权的地位,更没有发言权。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主席虽然被排除在党和红军最高领导层,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不计个人恩怨,仍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不在其位”,仍“谋其政”,忍辱负重并无数次建言献策。

 在先后6次提出过第五次反“围剿”的正确建议与主张、4次提出过长征初期战略方向与战略战术原则等,均被李德博古无情拒绝和不被采纳的情况下,毛主席仍没有灰心,而是隐忍着种种痛苦,苦口婆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不仅把过去曾经拥护与执行过“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干部群众与王明教条主义领导者严格区别开来,即使是对于教条主义中央的领导者,也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一时想不通的,还耐心等待,并和他们在一起合作共事。毛主席坚持不懈,耐心细致说服教育,使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包括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陆续觉悟,并逐渐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旨在令“左倾”中央领导改正错误,使中国革命沿着胜利的航向前进。

 首先说服王稼祥和张闻天,阐释“左”倾路线之危害,争取其理解与支持。

 1930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工作,不久就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这时,王稼祥开始与毛主席接触,在工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毛主席。王稼祥回忆说:“1931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设法进入了中央苏区,在龙岗地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我看了许多文件。以后,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因此,当“左”倾领导者在宁都会议上排斥毛主席,撤销毛主席的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时,王稼祥坚决地站到了毛主席一边。正如王稼祥自己说的:“在宁都会议上,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我是当时惟一支持毛泽东同志仍留在前线指挥军队的人,处于极少数。”但毛主席对于被撤销总政治委员职务、剥夺军权、派到后方做政府工作的这一错误决定,却心地坦然,反而劝慰王稼祥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这一番话使王稼祥更加敬重毛主席的革命品质,逐渐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与伟大,也开始与王明路线划清界限。

 长征开始后,毛主席因伤病坐担架随队行动,经常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也坐担架的王稼祥同行。毛主席行军,一边与王稼祥交谈,到宿营地休息时更是经常彻夜长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正是在毛主席的说服和教育下,王稼祥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奔进。因此,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王稼祥都坚决地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当王稼祥坦率地向毛主席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开会总结经验,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时,毛主席很赞赏他的想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说明了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更使王稼祥得到很大启示,也更坚定了他拥护和支持毛主席的决心。王稼祥先后找到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谈了毛主席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时刻,在毛主席发言后,王稼祥更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积极发言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在争取王稼祥的同时,着力说服张闻天。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担任了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高、影响大。毛主席用了很大的耐心,苦口婆心地开导、说服和争取他。毛主席曾经说过:“因为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得多。这个方针果然灵验。从某种程度上说,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召开,就是因为这一方针所取得的实效。”

 起初,张闻天并不认识毛主席,1933年到苏区后才开始接触。当时,“左”倾中央派他主持苏区政府工作,意在一箭双雕,既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主席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在张闻天到政府就职的命令正式发表后,毛主席同他作了几次长谈。一起工作后,两人互相接触越来越多,互相了解也越来越深。张闻天主动与毛主席搞好团结,处处表现出对毛主席的尊重。毛主席也总是极力接近张闻天,循循善诱,使他的思想与自己越来越接近。张闻天曾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1934年间的中央根据地,炮声隆隆,战火纷纷,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忧思过度的毛主席病倒了。张闻天闻讯带着医生星夜赶往探视。此后,毛主席和张闻天在一起同住了一段时间。病情好转后,毛主席身披衣服,手拿铅笔,时而站起来指指桌上铺着的军用地图,时而坐在床沿上,比划着手势,滔滔不绝地与张闻天交谈。与毛主席同住一起的日子,张闻天细心地倾听了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许多精彩议论,对毛主席的见解从内心折服。恰逢共产国际来电说,在目前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张闻天曾感叹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对的,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福建事变、广昌战役后,由于在重大问题上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斥张闻天,张闻天的权力逐渐削弱,长征前夕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决定,张闻天未参与决策,只是依照通知行事。在长征出发以前,博古、李德要把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虽因毛主席的力主建议没有分散,但张闻天当时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张闻天将自己的这些不满意完全向毛主席“坦白”了。只有对自己充分信任的人,才会毫无保留。这时张闻天已把毛主席看成完全可以依赖的卓越领导人了。

 长征开始后,毛主席与张闻天、王稼祥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一起交谈,王稼祥有时会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张闻天较多地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主席则结合实际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自己的主张。在毛主席的教育和启发下,张闻天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在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敌人已经发现中央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中央红军。张闻天向毛主席报告了紧急情况,并问:“应该怎么办?”毛主席明确地回答说:“不能再照原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了,而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张闻天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否则,我们会中敌人的计谋,处境更加危险。”因此,当中央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时,张闻天态度坚决地支持了毛主席的主张。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他的积极行动,对于配合当时还不在中央领导核心、在中央基本没有发言权的毛主席进行纠正“左”倾路线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张闻天说的:“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紧接着王稼祥第二个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并明确提出必须由毛主席领导。

 其次,主动与周恩来沟通交流,密切合作。

 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毛主席同贺子珍谈起遵义会议时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因此,在长征路上,毛主席与周恩来密切合作,积极争取周恩来的支持,毛主席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毛主席建议中央红军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逐步认识到毛主席的主张与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并从实践中学到了毛主席创造的适合中国国内战争实际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等军事思想。在毛主席已经被排挤出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周恩来仍坚持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与朱德等灵活运用毛主席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克敌致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使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辉煌的胜利,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兵力损失过半。惨痛的失败教育了周恩来,使他开始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怀疑、抵制和批评,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从老山界开始在行动上已经站在毛主席一边。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提出改变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能够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周恩来公开站在毛主席一边,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尽管李德、博古坚决反对,但政治局多数同志从全局出发,同意了毛主席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与多出我军五、六倍兵力的敌军作战,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周恩来的这一行动,举足轻重。一是使“左”倾“三人团”开始分裂,中央政治局趋于团结;二是凭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影响到政治局其他同志转向毛主席方面,甚至使博古也不得不同意西进贵州;三是开始纠正“左”倾“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况,恢复中央政治局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毛主席转兵西进的正确建议又一次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坚定地、旗帜鲜明地和李德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采纳了毛主席关于转变战略方针的主张。会议通过了放弃“左”倾“三人团”原订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湘西,而在川黔边最初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方针,还决定恢复过去毛主席的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从此,毛主席又开始参与对红军的领导工作。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毛泽东的建议,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虽然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逐渐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而且做出了决定并付诸实践,使红军暂时甩掉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但斗争仍未结束。当时还掌有对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仍顽固地坚持其原订的战略方针,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于不顾,非要坚持前往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和红军又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草塘)再次召开会议,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正确战略方针,规定了“三人团”要取代军委所做出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样就从组织上开始纠正李德对中央红军的荒谬指挥,开始恢复党领导军队的正常状态。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王稼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时,周恩来更是毫不犹豫地支持。遵义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继博古之后所做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就已经体现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在毛主席发言后,又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意见,并全力推举毛主席为我党我军的领袖。

 第三,毛主席还广泛深入部队,不断与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高级干部交流,与中级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

 除做领导人的工作外,长征初期,毛主席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当时的军团负责人,向军团及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用事实和自己对革命战争正确的认识去启发、教育前线指挥员,让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让大家在实践中认识“左”倾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毛主席广泛的启发、教育工作,提高了党和红军理论结合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了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这就为长征中实现战略转变打下了基础,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毛主席还利用李德博古“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军事失利的活生生事实,启发、教育广大的红军指战员认识“左”倾机会主义对党和红军的危害,使他们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军事路线上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大搬家式的远征,使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经湘江战役只剩下了3万多人,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红军将士,动摇了他们对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的信任,对地图上指挥军事的李德产生了质疑。“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甚至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就连一向自负而独断的博古也感到责任重大,但又一筹莫展。面对着湘江,他不时地拿着手枪朝自己乱比划,显得手足无措,站在一旁的李德,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显得垂头丧气。

 这一切都为转兵贵州乃至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

 ——力挽狂澜于既倒、匡扶革命于将倾

 由于李德、博古“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和未发挥红军的长处,而且部队在行动中背负着“坛坛罐罐”行军,使行动迟缓,战略战术指导上更是存在着严重错误,致使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红军将士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可是,李德、博古在付出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惨重代价之后,仍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依然按既定的前往湘西的目标,沿着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从越城岭西行,计划从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此时,蒋介石为阻挡红军会合,又集结40余万大军在湘西摆兵布阵,欲在此全歼中央红军。

 蒋介石在部署于湘江沿线围歼中央红军的同时,还制定了其计不逞后的下一个方案——“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指令湘、桂、黔军阀分区守备,“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对此,亟谋保全其统治地盘的湖南军阀、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执行得非常卖力,在湘江战役之前就在湘西南广征民工,构筑碉堡封锁线。在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包围圈的当天,他将所辖军队编组为三个兵团,除以一个“预备兵团”对付在湘西活动的红二、六军团外,令刘建绪第一兵团(7个师8万余人)迅速转至湘西的城步、绥宁、靖县、会同一带,阻断中央红军北去湘西的道路,令薛岳第二兵团(8个师又1个支队11万余人)向武冈一带集结作为机动,策应第一兵团,“扼要堵剿”。与此同时,桂系军阀为防堵红军深入广西,以5个师兵力分两路尾追中央红军。

 就在中央红军沿着湘桂边界崇山峻岭中的崎岖山路前进之时,国民党军利用其优势条件,迅速进入湘西地区,构筑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刘建绪将一部置于城步、绥宁,一部尾追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薛岳所部以一部置于黔阳、芷江,主力集结于洪江、会同,并向靖县推进,扼守通往湘西的要道。桂军开进到湘桂边界的龙胜、古宜等地,抄袭红军侧背。围堵的国民党军是中央红军的八至十倍,在中央红军前行的路上设置了一个大口袋阵,张网以待。

 面对严重敌情,博古、李德固守既定之策,我行我素,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2月9日,他们在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此时,如果继续按原定行军计划,势将陷入敌重兵围攻的境地,这对于刚刚经历湘江鏖战、遭到惨重损失而且相当疲惫的中央红军来说,将不仅又是一场恶战,而且面临全军覆没的极端危险。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转兵贵州之通道会议

 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毛主席挺身而起,同“左倾”中央领导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担当起挽救危局之历史使命。

 如果说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里和长征初期,毛主席虽然向“左倾”中央领导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毛主席的确是衷心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意见,改正错误,从而打破敌人的“围剿”和长征战略转移的胜利,使中国革命沿着胜利的航向前进。但那时,毛主席绝没有撤换中央领导的想法,他只是把对革命前途的忧虑深深的埋在心间。可是,当红军在湘江战役遭到惨重损失之后,“左倾”中央领导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并即将使中央红军面临被国民党军一网打尽的极端危急时刻,毛主席挺身而出并开始着手组织发动撤换李德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因为,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是胜利还是灭亡!如果继续按照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意图行动,必然会将中国革命拖向绝境;而只有改换他们的领导,中国革命才有新生的希望,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极端危急关头,唯一的抉择就是撤换李德和博古。这是历史的要求,是历史赋予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任,也是全党和全军对毛主席寄予的厚望。也正如《长征组歌·突破封锁线》中唱道:“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确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他当仁不让,勇敢地站出来,力挽狂澜于既倒,匡扶革命于将倾。

 只剩三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向哪里去?这是当时关乎红军命运的生死攸关的抉择。毛主席认为去湘西方向是敌人的防堵重点,红军不能北上与敌人硬拼,而应避强击弱,西进贵州。毛主席首先做王稼祥的工作,说明蒋介石已在湘西布置好了大口袋,正等着我们去钻,我们应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王稼祥此时正为红军在湘江的惨重损失而痛心,为红军的出路苦苦思索。毛主席的真知灼见使他看到了出路所在,他立即赞同地说:“应该这么办,来个避实就虚!”

 于是,毛主席又去找张闻天交谈,阐明应该西进贵州,并应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这个意见。张闻天非常赞同毛主席的意见,说:“红军损失很大,同意召集会议研究。”这样,在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城后,在毛主席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毛主席、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和李德。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李德继续坚持去湘西的主张,并认为其是可行的:“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急赶的周部(周浑元)和其他敌人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红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主席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七八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各路敌军中以在黔东布防的黔军最弱,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

 这是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抉择,因为在各路国民党军中,黔军兵力小,武器装备相对较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而且内部派系林立,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等军阀各据一方,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便于红军各个击破,争取主动。讨论中,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朱德明确表示应采纳毛主席的建议。博古支持李德的意见,坚持去湘西的既定目标,但因部队受损严重,自己苦无良策,只得同意西进,改道贵州北上,他认为从贵州北上湘西,可能遇到的抵抗小。由此,会议通过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红军转向西进贵州。

 按照通常的做法,李德一发表意见,博古一表态支持,问题就决定了。然而,从通道会议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通道会议上,毛主席的建议被接受了。这是自宁都会议毛主席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他对军事的意见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受到尊重。从此,毛主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毛主席力挽狂澜,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兵,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由此可以看出,会议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因此,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通道会议实际上开始了毛主席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和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据理力争,继续西进——转兵贵州之黎平会议

 根据通道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开始向贵州前进,并一举攻占黎平,守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和榕江、黎平、永从等民团慌忙逃窜。这一来,把蒋介石部署在湘西的几十万重兵置于无用之地,还使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数天时间休整。

 但是,从湘南及通道会议以来的争论并未结束。从通道进入贵州之后,博古、李德多次指示中革军委仍按原定计划部署行动,绕道黔东,“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湘西,同时向贺龙、任弼时等发出“火急”电,命令红二、六军团由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接应前去会合的中央红军。此时此刻,行军方向决定着红军的命运,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因此在通道会议后,中央领导层围绕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发生意见分歧,毛主席和张闻天、王稼祥与北上论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根据严峻的形势和为了解决分歧,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的方向问题。博古、李德坚守一个固定的认识,就是必须落脚根据地,放下行李,才能打仗,因此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毛主席据理力争,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并坚决主张放弃北进计划,继续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会议就此发生激烈的争论,经过毛主席竭尽全力的说服,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明确支持毛主席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并公开批评了李德。会议据此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顽固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周恩来后来谈到黎平会议时曾说过:“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原路西进渡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三人团”的专断,明确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要战略转折。黎平会议更大的意义在于,毛主席提出的正确主张对“左”倾教条主义斗争取得了带有决定性的胜利,作为中国共产党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个正式决定而载入史册,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北渡乌江,挺进黔北——转兵贵州之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黎平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黎平会议后,毛主席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主席“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主席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可是,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竟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于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主席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12月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行讨论,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主席坚持坚决北渡乌江向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并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做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还做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利,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了限制,使黎平会议的重要战略转变得到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猴场会议,是继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又一次重要会议。猴场会议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和准备。

 扭转乾坤,扬帆远航——遵义会议永放光芒

 猴场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并于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接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最有重大意义的转变,即使在世界史上也是一次最具转折意义的会议,从后来的世界历史发展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改变世界历史和世界格局的会议。能有如此神奇之巨大威力,唯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起了核心主导和最为关键的决定作用。从长征开始,毛主席就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

 长征初期,毛主席虽然已经被排挤在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甚至差一点连参加长征的资格都被剥夺,但是毛主席对长征中的每一重大行动都十分关心关注,并多次向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提出过寻机歼敌,摆脱困境的正确建议,虽然都未被采纳,仍旧一如既往地与“左”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不失时机地创造机会,来扭转中国革命的不利局面。

 首先,在长征初期毛主席就坚决反对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做出的将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去的错误决定,主张中央政治局成员不要分散,都随军委纵队行动,迫使“三人团”最后做出让步,将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编在军委第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这就为日后的纠正“左”倾路线提供了重要条件。

 其次,毛主席为纠正“左”倾路线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取得了博古“左”倾中央主要骨干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和拥护。在毛主席与王稼祥的交谈中,重点商谈了应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在交谈中,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毛主席赞同地说:“他(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王稼祥又主动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主席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主席在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共同认为,事实证明李德博古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主席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王稼祥又找朱德和周恩来交换意见,朱德和周恩来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主席,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主席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主席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准备工作。”于是,王稼祥先找张闻天交谈,张闻天支持;又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接着又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第三,毛主席还利用李德博古“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军事失利的活生生事实,启发、教育广大的红军指战员认识“左”倾机会主义对党和红军的危害,使他们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军事路线上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经湘江战役只剩下了3万多人,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红军将士,动摇了他们对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的信任,对地图上指挥军事的李德产生了质疑。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杨尚昆曾说过:“在毛主席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与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在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重新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主席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并使红军险遭到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来。”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据史料介绍,遵义会议是在毛主席的首先提议和王稼祥、张闻天的附议支持,以及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确定于1935年1月15日正式召开。除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始终起着引领方向的核心主导作用。会议着重批判了左倾领导的军事错误,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最关键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张闻天所作的反报告也是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主席的思想为主导的。毛主席批判了由总书记博古所作的“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挥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的主报告,用事实阐明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帝国主义给了国民党极大的帮助、白区和各根据地的配合不够等等,而是在于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明确指出: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的”。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20人除了博古、李德、凯丰3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外,其他人都接受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这是党的军事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破产。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主席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主席、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最为极端重要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挫折乃至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最具伟大意义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根本转折点,从而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并且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遵义会议之后,在英明神奇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用兵如神、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接连取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克包座、奇袭腊子口、完胜直罗镇等军事史上的奇迹,历经万水千山、千难万险,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谨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无坚不摧的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亘古未有的领袖——全军想念毛主席 迷雾途中盼太阳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毛主席诞辰123周年

去年,在庆祝祖国华诞66周年期间本人写了一篇很短的博客日志,题目是:邓小平的至理名言。

邓小平曾深情地说到:“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载于《邓小平文选》第2卷)。

邓小平毕竟跟随毛主席参加了井冈山斗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战略思想、战略远见、用兵如神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及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感受至深,高山仰止,五体投地。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的确是至理名言啊!

前不久,本人在观看央视《夕阳红》“一路征程一路歌”时,解说员说,197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复排肖华将军创作的《长征组歌》时,邓小平审看后,亲自将第二曲《突破封锁线》中的歌词“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句词不仅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而且更使第二曲与第三曲自然地衔接呼应,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是对邓小平“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的最好注释。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

抬头望见指路灯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湘江岸 你燃起火炬冲天亮

号召工农闹革命

井冈山你率领我们打天下

红旗一展满地红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困难时想你有力量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瑞金城 你首创革命根据地

工农掌权好威风

赣江边 你率领我们反围剿

杀败蒋匪百万兵

啊...

红军是你亲手创

战略是你亲手定

革命战士怀念你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革命战士怀念你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首歌曲描写的历史背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的前途在哪里?路的方向在哪里?此时的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之前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连战连捷,第四次反围剿虽然不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但负责指挥的朱德和周恩来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原则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中,在王明、博古、李德左倾错误领导下,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李德、博古在长征初期,同样不顾客观实际,独断专行瞎指挥。他们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付出惨重代价。
毛主席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因此,致使红军战士日夜想念毛主席,才有了邓小平的“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而且直到现在,还是“全军想念毛主席”: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发展,壮大!

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一切中外强敌的神话!

没有毛泽东思想统帅的军队就不会有人民的军队!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和战神!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和战士一定牢记毛泽东军事思想,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只听从符合毛泽东思想和人民意志的号令,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先后打败了东洋日本鬼子,蒋介石美式800万军队,世界第一军事经济科技强国美苏两霸,小惩罚令南洋小霸印度等投降!世界格局从此形成中美苏三足鼎立之势,无任何国家再敢小视惹怒中国!

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就是勇往无前不可战胜的神话!任何顽敌都必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低下头颅,举枪投降!

在科技上突飞猛进生产了中国人第一个自己的汽车,火车,飞机,万吨巨轮等等,先后取得了原子弹,氢弹,卫星,核潜艇等世界科技最前沿的伟大成功!

事实再一次证明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至今美帝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在短短一二十年就能制造出原子弹,氢弹,卫星,核潜艇等世界最前沿科技成果感到疑惑、恐惧、佩服不已!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和战神!

毛泽东思想永远照耀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和路程千秋万代!

谨以此纪念我们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123周年!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毛主席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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