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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在呼伦贝尔市一事业单位从事政工工作。喜爱高山大海、江河森林、蓝天白云、花卉鱼鸟。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 鄙人认为:美——来自于自然、来自于心灵、来自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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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毛主席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毛主席在长征中之四  

2017-01-11 15:01:53|  分类: 亘古未有的领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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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毛主席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毛主席在长征中之四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毛主席诞辰123周年

(参考资料:蒋建农主编的《毛泽东全书》等)

第四部分 扭转乾坤,扬帆远航——遵义会议永放光芒

猴场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并于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接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最有重大意义的转变,即使在世界史上也是一次最具转折意义的会议,从后来的世界历史发展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改变世界历史和世界格局的会议。能有如此神奇之巨大威力,唯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初到遵义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形势雄峻,为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汉置县,唐改名遵义县。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矛头直指遵义。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指挥下,红六团智取遵义。1935年1月7日,黔北重镇遵义宣告解放。

在中央红军到达遵义之前,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组织了“红军之友协会”(后改称“红军之友社”),准备热烈欢迎红军。1月9日下午,当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主席、朱德、王稼祥等与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山人海、夹道欢迎红军的极为热烈的场面。毛主席等在丰乐桥头下了马,与前来欢迎的群众一一握手。他们一齐走向旧府衙前。在旧府衙前搭了一个临时台子,欢迎仪式就在这里举行。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讲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阐述了党的杭日救国主张,说明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个军队一致抗日。毛主席接着讲话,他对欢迎的群众表示感谢,说明红军是为了解除全中国人民的痛苦和贵州人民的痛苦,到这里来的。阐述了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全民选举,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于人”们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遵义,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述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有很大的号召力量,文告号召贫苦工农大众要合心,要团结,拿起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号召白军士兵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1月12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小商贩,以及从十几里几十里外赶来的农民。博古、毛主席、朱德、陈云、李富春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主席讲话,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他又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随后李富春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通俗生动,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使大家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一些人过去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和偏见,听了他们的讲话也改变了认识,遵义三中学生黄颖,听了毛主席等的讲话后,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他们简练通俗的语言,亲切平易的态度,朴素简单的服装,由浅入深地把革命大道理讲得很透彻,使我既惊讶又佩服。原来国民党诬蔑他们是‘红胡子’、‘红头发’、‘每天都要吃小孩’的人,却是这样的和善可亲,文质彬彬。”

就在这个会上,成立了黔北高原上从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纷纷成立。各族贫苦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参军,使红军扩大了五千名新战士。

黎平会议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从湘南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陈云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迫切期望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过去,在毛主席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井同努力下,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主席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更使红军险遭到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北,智取遵义,前进松坎之后,取得了进行休整的有利条件。为召开会议保证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后,党中央即开始进行开会的准备,决定由博古准备一个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也在认真作发言准备,他们三人一起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一个以毛主席的思想为主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主席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发言提纲。

由于这次会议要解决从湘南开始的争论问题,而且是由王稼祥、毛主席、张闻天等提议召开的,博古深知会议是会对他提出批评的。因此,在会前和会中,他们积极开展活动,以争取主动。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多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早就对博古、李德的指挥不满意,没有答应。凯丰即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然而,召开遵义会议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关于反对王明路线的时机问题,遵义会议后吴黎平曾问过毛主席:“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主席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伍修权曾说过:“最近听到有位者同志讲,遵义会议后,他曾问过毛泽东同志:你当时就反对王明路线,很早就看到王明路线是错的,你为什么不早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拉起旗帜跟他干?何必让王明统治四年之久。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拿起旗帜于,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

毛主席不早拉起旗帜与王明路线斗争,是顾全大局的;在遵义会议上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展开严肃的斗争,也是从革命全局出发的适时的。

        ——扭转乾坤,扬帆远航:遵义会议永放光芒

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起了核心主导和最为关键的决定作用。从长征开始,毛主席就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

长征初期,毛主席虽然已经被排挤在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甚至差一点连参加长征的资格都被剥夺,但是毛主席对长征中的每一重大行动都十分关心关注,并多次向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提出过寻机歼敌,摆脱困境的正确建议,虽然都未被采纳,仍旧一如既往地与“左”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不失时机地创造机会,来扭转中国革命的不利局面。

首先,在长征初期毛主席就坚决反对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做出的将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去的错误决定,主张中央政治局成员不要分散,都随军委纵队行动,迫使“三人团”最后做出让步,将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编在军委第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这就为日后的纠正“左”倾路线提供了重要条件。

其次,毛主席为纠正“左”倾路线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取得了博古“左”倾中央主要骨干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和拥护。在毛主席与王稼祥的交谈中,重点商谈了应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在交谈中,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毛主席赞同地说:“他(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王稼祥又主动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主席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主席在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共同认为,事实证明李德博古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主席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王稼祥又找朱德和周恩来交换意见,朱德和周恩来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主席,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主席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主席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准备工作。”于是,王稼祥先找张闻天交谈,张闻天支持;又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接着又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第三,毛主席还利用李德博古“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军事失利的活生生事实,启发、教育广大的红军指战员认识“左”倾机会主义对党和红军的危害,使他们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军事路线上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经湘江战役只剩下了3万多人,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红军将士,动摇了他们对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的信任,对地图上指挥军事的李德产生了质疑。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杨尚昆曾说过:“在毛主席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与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在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重新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主席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并使红军险遭到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来。”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据史料介绍,遵义会议是在毛主席的首先提议和王稼祥、张闻天的附议支持,以及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确定于1935年1月15日正式召开。除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始终起着引领方向的核心主导作用。会议着重批判了左倾领导的军事错误,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最关键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张闻天所作的反报告也是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主席的思想为主导的。毛主席批判了由总书记博古所作的“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挥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的主报告,用事实阐明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帝国主义给了国民党极大的帮助、白区和各根据地的配合不够等等,而是在于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明确指出: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的”。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20人除了博古、李德、凯丰3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外,其他人都接受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这是党的军事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破产。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主席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主席、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最为极端重要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挫折乃至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最具伟大意义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根本转折点,从而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并且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遵义会议之后,在英明神奇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用兵如神、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接连取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克包座、奇袭腊子口、完胜直罗镇等军事史上的奇迹,历经万水千山、千难万险,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遵义会议:毛主席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斗争策略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是因为毛主席能够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及其高超的斗争策略。在遵义会议后,吴黎平(即吴亮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曾任化工部副部长。)曾问毛主席:反“左”倾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主席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路线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如果早一二年前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

抓住“战机”,一锤定音。在到达遵义前,由于毛主席的耐心细致的“解释”和王稼祥、张闻天等的积极支持,毛主席的作战思想逐渐占据上峰。相反,在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挥下,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只有3万多人,“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已充分暴露出来了。
    这时的毛主席已41岁,是人生中最风华的阶段。沉稳、睿智,“出招”犀利、果敢。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王明等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不能打着共产国际的指示遥控指挥,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已解决自已问题的最好时机。几十年后,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回忆:“1934年至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因此,毛主席强烈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军事上的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王稼祥找张闻天,接着,他又找了其他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由于会前做的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得遵义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公开表明支持毛泽东同志。以后在常委分工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地对博古说:“你考虑的不是继续当总书记问题,而是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毛主席毫不留情,不给“左”倾错误领导者一点回旋的余地。
    高瞻远瞩,善谋团结。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使红军更加团结,不出现分裂。根据毛主席意见,会议只讨论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达到坚决解除博古和李德两人的军事指挥权的目的。领导权解决了,其他事情以后自然就能解决。张闻天曾说过:“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毛主席让作风民主的洛甫(张闻天)担任总书记,这样既避免授人以柄,认为是毛主席在夺权,又能使自已的正确主张能够得到实施。同时,又容易让共产国际接受。直到1938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最终确立。

遵义会议,是毛主席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光辉实践。遵义会议一改过去“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实行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议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但没有搞过火斗争,没有搞惩办主义。对于博古,因为他不懂军事,纵容李德搞瞎指挥,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会议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没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对于持保留意见的凯丰,没有歧视打击,而是让他继续工作,等待觉悟。对于曾经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并已觉悟的同志,会议未予以批评,而且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成为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张闻天在会上不但未受批评,在会后还让他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对于李德,会议批评了他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对他仍然尊重,会后毛主席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被采纳,对他的生活照顾一如往常。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因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目的。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这是党处在幼年时期的特征。召开遵义会议时,我党失去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这标志着我党已从幼年走向了成熟。

——春城无处不飞花

遵义会议象春天一样给部队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巨大鼓舞。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热烈的欢迎。
    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委派毛主席、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其他各种方法向部队指战员进行传达。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召开了驻遵义的红军干部大会,毛主席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象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听完传达,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主席战斗的干部们喜泪盈眶,感到“党和红军得救了”,肖华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这是当时部队热烈情绪的生动写照。

遵义会议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同志找在一起开会,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都非常喜悦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好的成绩。”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同志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他们沐浴着遵义会议的阳光雨露,珍重地保存着遵义会议文件,精神振奋地奔向新的工作岗位。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四团,收到了红一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全团,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信心倍增。

在南线乌江边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在乌江边的一个村子里正在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党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军团长董振堂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刘少奇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时,会场上顿时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刘少奇继续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的,是‘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又说:“现在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以及二、六军团的胜利相配合,眼前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中国革命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

当时军情紧急,遵义会议精神还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遵义会议后红军移师北上,1月29日,当红一军团第一师准备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时,毛主席派红军总司令部一参谋找来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卿、政治部主任谭政三人,和他们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他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一师及其他不少部队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他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看?”“行!没有问题!”李聚奎回答说。“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主席又问:“你们一师还有多少人?”“还有三千多人。”李聚奎答道。“三千多人编一个团又大多了一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后来到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

这是红一师领导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情况,他们听了毛主席的传达都非常高兴,印象特别深刻。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李聚奎等回到部队后,立即向师里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都十分高兴,一致表示要按毛主席讲的办。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扎西地区以后,2月10日军委纵队召集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并提出了“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的战斗任务。当天,大家集合在露天广场的一棵大树下,不顾细雨濛濛、寒风嗖嗖,仍然聚精会神地倾听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细心琢磨会议决议的伟大历史意义。会后,各单位分别向全体同志作了传达,1935年2月19日的《红星》报对此作了报道:“军委纵队党的干部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李维汉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地方工作部副部长凯丰参加了会议。遵义会议结束后,李维汉问凯丰会议有什么精神,凯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因此李维汉对会议精神不得而知。听了张闻天的传达,他才解开了迷团。后来他写道:“听了张闻天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解开了我思想上的许多疑团,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因此,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这句话是他说的,表明了他的坦率态度,说明了他还是位好同志。”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遵义大捷后,在遵义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庆祝遵义战役的伟大胜利。张闻天、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大家一致热烈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异口同心地说:“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毛主席一指挥,就打胜仗!”“我们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敌人就有钻不完的‘口袋’!”总之,遵义会议精神一经和广大指战员见面,部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增强了胜利信心,重新焕发了强大的战斗活力,重振了红军的军威。遵义会议决议也及时地传达到其他红军,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给在江西坚持斗争中央军区领导发去了几份电报。
    其中一份简要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说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方面军高级将领参加,博古等负责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次行动他们要负责,这是严重的错误,但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毛主席参加了书记处的工作,另一份电报是对中央军区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认为中央苏区还是有办法的,根据具体情况好好做。你们来的电报情绪是不好的,对局势的估计有消极的方面。希望你们努力,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游击战争,搞大的中央苏区是不行了。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接到这几份电报后,中央军区的电报机于2月中旬毁坏了,从此隔绝了与党中央的联系。

接到中央电报后,项英与陈毅发生了一场争论。项英说:“过去的错误,不是政治上的错误。”陈毅则说:“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他们在遵义还不能提政治路线,提政治路线党要分裂的。只能提军事上错了,博古错了。让博古下台。这样全党在毛主席的路线下团结起来完成长征。这是个妥协。军事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错误能没有联系?中央主要是政治上的错误,政治上的错误导致了军事上的错误。”又说:“我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上台就有希望。毛主席这人懂得军事,第五次反‘围剿’你们把他搞掉了,反‘围剿’也就垮台了。搞得没办法,只有把他再请出来。”项英批评说:“你是迷信个人。”陈毅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相信毛主席,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威信,博古等人没威信。朱毛原来是小队伍,从很小的队伍带大。你们是半截插进来的,一来就打败仗,一直败到遵义,怎么会有威信?人家毛主席很少的队伍打胜了,当然不简单。现在毛主席出来了,有了毛主席就有办法。他一出来,红军士气一振。我就有这个信心。”陈毅预言说,“以前是外行来领导。现在是内行来领导。内部团结了,几千人就有办法,不要说几万人,三年五年以后又是一个大苏区。”实践证明,陈毅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预言实现了。

项英和陈毅对中央指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领导中央军区实现了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向游击战争环境的转变,从而坚持了伟大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也及时向红二、六军团通报遵义会议决议,给予工作指示。1935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分析了二、六军团周围的敌情和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并指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这一电报后,感到中央军委这次的提法和过去不一样,就打电报向中央询问。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把遵义会议精神向部队传达,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这两份电报,对红二、六军团的反“围剿”斗争和长征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当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回忆说:“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使我们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我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我们坚定地执行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采取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从而引导我们继续取得胜利。”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的《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中,也把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通报了红四方面军,遵义会议决议全文则是在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才发到四方面军的。毛主席、张闻天、朱德在同红四方面军干部谈话时,都阐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在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上,张闻天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应在红四方面军党的支部中进行讨论。徐向前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们多少也知道一点,中央来过电报,会议的正式文件,在长征中过草地的时候,我才看到。”张国焘闹分裂召开阿坝会议围攻朱德时,朱德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当面质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曾电告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了吧!”又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成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

伟大的遵义会议,也引起了敌人的关注。蒋介石嫡系将领薛岳率部队从江西一直尾迫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他对毛主席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一向畏惧。1935年2月他获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情报。他对此极为重视,一面迅速上报蒋介石,一面通报所属部队要谨慎行动。蒋介石从重庆参谋团贺国光和薛岳送来的情报中,得悉遵义会议和毛主席重新指挥红军的情况,他喜优参半。喜的是,他认为遵义会议表明中共和红军内部有分歧,意见不统一,幻想红军发生分裂,便于他各个击破。他企图利用红军长征遭到削弱,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的机会,加紧围攻,聚歼红军。忧的是,他领教过毛主席高超指挥艺术的强大威力,怕他的部下不是毛主席的对手,因此他告诫他的部下千万“不可轻敌”,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薛岳,叮嘱他:“今后作战,务必谨慎小心,稳扎稳打。”
    地球转动了五十个春秋。在长征过去了半个世纪的1985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在谈到遵义会议时说:“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娄山关前战鼓催:红军被迫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胜利

遵义会议前后,毛主席指挥英明,用兵如神,忽而挥戈东指,忽而乘虚偷袭,声东击西,机动灵活,出敌不意,两次攻占娄山关,致使敌人腹背受挫,伤亡惨重,这是我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1935年初,中央红军在黔北天险娄山关与贵州军阀王家烈打了两仗,史称娄山关战役。第一仗,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前,此仗,由于敌守军兵力薄弱且我军出其不意,战斗很快结束;第二仗,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战斗进行异常惨烈。娄山关战役是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自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之后所取得的第一场胜利。

娄山关一役关系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由南向北分三路突破乌江天险,巧取遵义城。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了建立黔北防御,保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攻克娄山关,即一取娄山关,之后又攻占了领桐梓县城。红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当即率部队北进,红军冒着枪林弹雨,冲入敌阵,与敌人白刃肉博,占领关口。四团乘胜追击下关,并迅速攻克桐梓县城,俘敌数百,缴获大量物资。当天,红二师师部进占桐梓,娄山关战斗大获全胜。四团与随后从遵义赶到十团组成了遵义的北面防线,为保卫党中央在遵义顺利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遵义会议之后,为了摆脱蒋介石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毛主席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二渡赤水中,红军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准备再次夺取娄山关。此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再次攻占了娄山关,即二取娄山关。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果断抓住了战机,红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3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在10多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这也是主席重返领导岗位后指挥的第一场胜仗,意义自然非同凡响。毛主席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集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于一身的毛主席随即赋词述怀:

忆秦娥 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全词只写了中央红军的一次战斗,却是对红军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折射,篇幅虽短,只有四十六个字,但雄奇悲壮,气势如虹。

(待续)

无坚不摧的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亘古未有的神奇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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