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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在呼伦贝尔市一事业单位从事政工工作。喜爱高山大海、江河森林、蓝天白云、花卉鱼鸟。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 鄙人认为:美——来自于自然、来自于心灵、来自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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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毛主席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毛主席在长征中之十五  

2017-05-14 00:23:16|  分类: 亘古未有的领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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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毛主席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毛主席在长征中之十五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毛主席诞辰123周年

(参考资料:蒋建农主编的《毛泽东全书》等)

第十五部分 明确抗日策略方针 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25日的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科学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毛主席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为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做出的巨大努力。

——意义重大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

历史背景。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中国共产党则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

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在此期间,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主要内容。在此历史背景下,1935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决议案。27日,毛主席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报告,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提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了适应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

会议主要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

毛主席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毛主席在他的报告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总之,“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根据毛主席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会后,毛主席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历史意义。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即将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科学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中国工农红军的东征与西征

在粉碎敌人的“围剿”之后,毛主席适时提出了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这是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如以来,红军第一次准备实施积极进攻的方针。毛主席提议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
  红军东征。据此,军委决定进行东征,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主席兼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另外,留下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十九、红三十军和一些地方武装,担任陕甘根据地留守任务,由周恩来指挥。
  1936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东征宣言》,宣布“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2月18日,在延川县清水关古峪村召开了东征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亲自作动员,他明确提出了东征的任务:一、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还指出,当前我军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渡过黄河。
  红军东渡黄河。创造新根据地,政策是关键。毛主席特别强调要认真贯彻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如对俘虏、商人、富农、小地主的新政策,2月10日。他电示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他询问部队对这些方面“具体政策了解如何,即告。”东征各部队新策略新政策认真进行了教育,清除了中央苏区后期王明“左”倾昌险主义政策的影响。
  在毛主席、彭德怀的指挥下,东征军兵分两路,以一军团为左路军,以十五军团和二十八军为右路军,于2月20日20时,准时地展开了敌前偷渡,被敌发觉后立即变偷渡为强渡,一举突破敌人河防,渡河成功。随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发布“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通电全国。
  红军东渡黄河后,纵横驰骋于晋中、晋西南、晋西北广大地区,威逼太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阎锡山急忙把进驻绥德、米脂的晋军四个旅调回山西,使陕甘苏区进一步得到巩固。
  阎锡山遭到沉重打击后,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早想插手山西,满口应承。当即决定在太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陈诚任总指挥,杨爱源任前敌总指挥,孙楚任副总指挥。并于四月中旬派了十个师进入山西,配合晋军,妄图将红军聚歼于隰县、石楼地区。同时,蒋介石还命令东北军、西北军向陕甘苏区进攻,扰乱红军后方。
  为避免与优势敌人的决战,保存抗日力量,争取国民党政府共同抗日,毛主席决定回师西渡,撤回陕北。
  东征军回师西渡时,国民党中央军和晋军20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向黄河渡口压来,形势颇为紧张。毛主席决定让一支小部队留在河东,并亲自率领这支小部队为全军西渡作最后掩护。毛主席的亲自指挥,给了广大指战员以巨大的信心和勇气。部队秩序井然地乘着仅有的几条木船,源源不断地渡回黄河西岸,毛主席科学地计算着各路敌军逼进的时间和进程,当他随同最后一批掩护部队安全渡河,回到西岸不久,敌人的大军也来到了黄河渡口,望着滔滔黄河,无可奈何。
  5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称蒋介石为蒋氏,阎锡山为阎氏,开始将过去反蒋抗日的策略向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
  这次东征战役,历时75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共击溃阎军31个团,歼敌170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火炮20余门,电台一部,子弹数十万发,扩大红军7000余人;筹款40万元;组织地下游击队30多支;并在广大地区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东征战役,是毛主席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继直罗镇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毛主席在总结东征的经验教训时说:“这次东征战役我们撤了两网,一网撒到了太原以南,一网撒到了临汾以南,收获是很大的。但是,可否设想把网撒到京汉铁路上去,胡宗南的部队就可能被吸引到京汉路上去。我们则有太行山脉作依托,那样战争的局面就会大不相同了”。
  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国民党拒绝中共中央“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继续坚持其反共内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调兵遣将围攻陕甘苏区和长征中的红二、四方面军。
  红军西征。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和巩固扩大陕甘苏区,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西征作战。
  1936年5月14日,红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结东征,动员与部署西征。毛主席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西征的任务: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逢、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促进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促进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月18日,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3万余人,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进行西征作战;以红二十九、红三十军和陕北地方部队、群众武装,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保卫陕甘老根据地;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坚持当地斗争的红七千四师,在鄂豫陕边开展斗争,策应野战军西征。后来军委决定红二十八军改在石湾、绥德以南地区掩护运粮,并参加西征作战。
  5月20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兵分两路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左路军红一军团到吴起镇集结;右路军红十五团到新城堡集结;红八十一师、骑兵团和野战军直属队随右路军后跟进。
  5月27日,右路军从新城堡地区分两路西进,攻占宁条梁,经惠安堡、韦洲、豫旺地区,于6月12日占领同心城,进至王家团庄附近。
  5月28日,左路军红一军团从吴起镇出发。6月1日,红二师攻占曲子镇,迫使敌第三十五师一○五旅旅长治成章等150余人投降。红四师击溃敌一个营,进占阜城。6月3日,红一军团主力在阜城地区歼敌三十五师六个步兵营和两个骑兵营大部,俘敌1100余人。
  左路军在曲子镇和阜城地区两战两捷之后,乘胜攻占了环县、洪德,于6月13日进至宁夏七营附近。
  6月中旬,由红二十八军、八十一师和骑兵团组成的中路军也到达宁条梁和定边附近。
  至此,西征作战第一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西方野战军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开辟了一大片新苏区。
  6月14日,西方野战军首长提出了下一步的基本任务: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地区,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城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这样,西征作战进入了第二阶段。6月16日,右路军袭占定边城。21日,中路军攻占盐他。20日,左路军攻占七营,并于21日攻占王家团庄,27日攻占豫旺县城。左路军前进至宁夏的固原、海原一带后,就地整训,发动群众,有意识地不接近西兰公路,以免过早惊动敌人。
  在这期间,敌人不断组织力量进行反击、袭扰。对于马家军,红军予以坚决打击;对于东北军,红军原则上避免与其作战。必要时予以打击,六七月间,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在张学良去南京开会之时,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七个师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残部,向红军进犯。7月上旬,他集结步、骑兵五个师于固原、七营之间,准备分两路沿清水江向北进攻。
  7月14日,毛主席电示彭德怀:“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并指出:“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需要多的忍耐性。”
  7月17日,何柱国以骑六师向红军进行试探性进攻。直逼红军驻地七营的堡子下面,红二师一举将其击溃,消灭其四个骑兵连,缴步枪300余支,敌人见红军已有准备,且张学良已从南京回到西安,即暂停进攻,红军对抓到的俘虏,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归还马匹、武器,全部予以释放。
  至7月底,西方野战军在两个多月的西征作战中,大量消灭了敌人,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火枪。战马500余匹,开辟了纵横40D多里的新根据地,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陕甘宁的广大地区。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材,在新开辟地区建立了县、区乡各级革命政权,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西征的胜利,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创办抗日红军大学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主席从井冈山斗争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培养干部。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毛主席又把培养干部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1936年5月毛主席率东征军回师陕北不久,就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恢复长征前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定名为“抗日红军大学”。毛主席在会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各军团认真贯彻这一指示,只几天时间就把大批干部送进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在瓦窑堡正式开学。林彪任校长,毛主席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为总支书记。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上红大校部所在的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举行。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亲临参加,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又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他指出,要办好红大就要有坚定的政治方针,要艰苦奋斗,要学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红大第一期学员共1063人,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干部。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编一个队,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学员均为团以上干部,共38人,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有8年战斗经验,有3处伤疤。第二科编两个队,科长周士第,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共225人。第三科编六个队,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共800人。
  红大初创时,在职干部仅14人,学校领导除毛主席外,大多由学员兼任。专职教员仅杨兰史、张如心、张秀山等,教员不足,就请兼职教员,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样、徐特立、李维汉、何克全、王智涛、伍修权都来学校兼过课。
  当时保安条件非常艰苦,仅有几十户人家300多口人,学员们人人动手清理环境,把破石窑,改造成校舍和讲堂,以石壁当黑板,以膝盖当课桌,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毛主席来讲课了,他诙谐他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一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甘肃会师后,三个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也会台了。11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由校政委何畏带领去保安,校参谋长张宗逊带其余部分到木钵,与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第一、二科、第三科分别会合。学校随即改为红军大学第二学校,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周昆任副校长,袁国平任副政委,张宗逊任上级干部队队长。11月28日,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的学员也由谭家述带领来到木钵,编入红大第二学校。这样,红大的教学员队伍都空前发展壮大。
  红大第一期第一、二科在课程设计上是军事政治并重,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军事战略等内容。毛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在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讲的,前者是学校的基本政治教材,后者是红大的基本军事教材。其他的课程,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分别由张闻天、博古、凯丰讲授。
  毛主席在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既不用资产阶级军事战略学的教科书,也不用苏联的军事课本,而是深入到干部和学员中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研究它的规律性,自己编写教材。讲课时,他从一般战争规律讲到革命战争规律,再讲到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大家十分爱听,有一次,他在讲课中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问题,当他讲到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动脑分析研究,别人一鼓动,就打莽撞仗,结果好汉吃了眼前亏,仗没打好时,他精辟地说:“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突然,一名学员站起来说:“您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家的毛病,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毛主席的话深深地印在学员的头脑里,而“不当鲁莽家,要当勇而明智的英雄”的名言就成了广大红军指挥员的座右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进入了准备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各方面需要大批干部。红大第一期遂于1936年12月底毕业,除部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才入红大学习的干部转入第二期学习外,其余全部分赴红军部队和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推动对日抗战的任务。
  1937年1月20日,红大第二期在延安开学,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后莫文骅),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毛主席兼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下编四个大队,学员前1362个,第一、二、三大队有红军干部753人,其中有部分军师团高级干部;第四大队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共50人;另有一个女生区队,多数也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59人。在职干部也由第一期的14人增加至87人。
  毛主席亲自力抗大规定了基本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的建设反映出了明确地方向。毛主席出席了抗大的开学典礼并讲了活,他指出,抗大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侵略者。勉励大家努力改造思想,献身于抗战和创造新社会的伟大事业。毛主席的讲活,对学员们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思想是很大的教育启发。
  毛主席极其重视提高广大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进一步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毛主席亲自到抗大讲授哲学《辩证唯物论》(后来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每星期二,四上午讲两次课,每次四小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从1937年5月开始,一直讲到“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共讲了三个多月110多小时。他讲课紧密结合实际,使大家人情j”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对革命的危险性。端正了思想路线,大大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初步肃清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影响。
  1937年5月,毛主席相继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他在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在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必要性,认为这是革命成败的关健。他还特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思想统一和严格的纪律。
  经过毛主席的艰苦努力,全国各路红军齐聚陕甘宁,全党、全军的思想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严重白色恐怖时期被破坏殆尽的各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得以重新恢复,全党上下出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毛主席成为公认的全军统帅和党的领袖。

——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法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全国各路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落入了最低谷。如何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转入高潮是所有共产党人时刻关注的问题。还在长征途中,毛主席便举起了“北上抗日”这一最能代表全国人民心声的旗帜。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长征一到陕北,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会议正确分析了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毛主席在12月27日召开的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他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毛主席的报告,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瓦窑堡会议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的重点,首先是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

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实力派。在蒋介石命令下,他们都参加了“剿共”战争。但是他们与蒋介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们都有抗日的要求。党中央和毛主席分析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情况,决心把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作为建立抗日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步骤。

1935年9月,张学良指挥“西北剿总”十万之众,向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陕甘仅有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人数只七八千人。然而首战劳山,东北军一一○师大部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再战榆林桥,东北军一○七师又遭沉重打击,六一九团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张学良认识到,红军是有战斗力的。10月未到12月中旬,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行前,他嘱咐部下将领结红军作战要小心谨慎,严令在他开会期间不许有所行动。然而在他开会期间,直罗镇一战,东北军一○九师和一○六师个团被歼师长牛元峰又阵亡。在发动“围剿”的三个月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外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在东北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给了张学良及其所部官兵的极大震动,使张学良认识到: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剿共”,不是出路。他开始另找出路。

毛主席、周恩来亲自做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是促使张学良从“剿共”转向联共抗日的关键因素。在陕甘三战三捷中,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官兵有数千人,其中军官有600人,红军对他们生活上给以优待,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红军把全体东北军被俘军官集中起来,开了一个热烈的宴会,毛主席、周恩来亲自出席并作了热情亲切的讲话,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严重形势,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这使他们深受教育,非常感动,他们被释放回东北军后,积极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使东北军内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

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高福源,曾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与张学良关系亲密,抗日要求相当强烈。被俘以后,他断定必死无疑,更不信会释放他,但是红军不仅没有杀他,而且对他待之如宾,让他参观红军的营地和生活,红军领导人彭德怀等亲自找他谈话,使他深受教育。他主动找彭德怀说,张学良、王以哲等都有抗日的要求,东北军将士更是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与红军合作的。彭德怀果断地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种工作。”随即派骑兵护送高福源到王以哲部防地。高福源到达洛川,见到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详细汇报了在红军中的经历和见闻,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王以哲立即密电张学良:“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张学良接电后,第二天就亲自驾驶其座机飞到洛川。张学良正在积极寻找与红军的联系渠道,听了高福源的报告后非常高兴,要高休息一二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式商谈一下。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进入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了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毛主席、周恩来亲自接见了高福源,表扬他的行动。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去与张学良谈判。    为进一步争取东北军,1936年春节前夕,毛主席指示围困甘泉的红军:主动停止攻击,让开大路,纵敌南归。当时被围困在甘泉的东北军约一个团的兵力,己被围三四个月,缺乏粮食,马匹已杀尽吃光,缺少柴禾,桌椅板凳门窗均已烧光。依靠空运接济,茶水车薪,无济于事。加以外无援兵,红军即使不进攻,这部分东北军也已无法继续维持。红军让路给他们南撤时,在路旁列队唱歌,送饭送水,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口号,东北军官兵力红军的行动所感动,热泪盈眶他说:再也不来攻打红军了!

1936年1月25日,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回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抗日反蒋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表示愿与他们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周恩来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东北军的工作。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明确规定:“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毛主席还与周恩来联名给张学良写信,指出:“先生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蔽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记图之。”毛主席还单独给东北军军长于学忠、王以哲等写信,晓以民族大久,建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东北军下层官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6年二三月问,红军代表李克农到洛川会见王以哲,达成了红军与六十六军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通商和交通三个口头协定。随后又与张学良会谈,商定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能在毛主席、周恩来等负责同志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作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会谈后,李克农于3月7日离开洛川,前往晋西石楼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会谈情况。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山西石楼,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的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张学良是有诚意的,即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李克农一道去延安会晤张学良。4月9日,在延安天主教堂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会谈,红军方面还有李克农和刘鼎,东北军方面还有王以哲参加会谈。会谈气氛热情坦率,开诚布公,就许多政治和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谈中,张学良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扭转蒋介石的错误政策,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说,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着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因这是个重要方针政策问题,愿把这个意见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最后决定。张学良非常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攻,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会谈最后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谈判的成功,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意义,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一步。

毛主席对争取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工作也给予很大关注。杨虎城当时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领袖,是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将领,主张抵抗日寇入侵。他与共产党人早有交往,大革命失败后,他保护过共产党人。他与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排除异己心怀不满,也不赞成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毛主席对杨虎城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决定利用蒋、杨矛盾,争取杨虎城联共抗日。

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联络局负责人南汉震(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他曾任陕西省府秘书长,与杨虎城有深厚友谊),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到南京去找杨虎城,向他传达中共《八一宣言》精神,建议他与陕北红军沟通关系,订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杨虎城对宣言内容表示同意,要南汉宸提出实行合作的具体办法。南汉宸提出了六条具体意见,供杨虎城考虑。

同月,毛主席派在陕西省委军委长期负责十七路军地下党工作的汪锋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行前,毛主席与汪锋进行了多次谈话,询问杨虎城和十七路军情况,汪锋作了详细回答。然后,毛主席精辟分析了全国政治形势,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交代谈判的具体任务。他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毛主席又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嘱咐,使汪锋对完成谈判任务充满信心。

12月5日,毛主席、彭德怀写了一封给杨虎城的信,交给汪锋带去转交。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汪锋到西安后,三次会见杨虎城,转交了毛主席、彭德怀的信,双方确定了联含抗日的原则。12月下旬,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工世英到达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双方进行抗日教育、抗日准备等协议。

1936年春,王炳南从德国回国,党中央派他去西安,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信心。后来,杨虎城思想有过动摇,毛主席又亲自写信做工作。8月13日,毛主席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赞场他“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也批评了他:“全国各派联全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同时,毛主席给爱国进步人士、杨虎城的总参议社斌丞写信,请他给杨虎城做工作,以坚定杨联共抗日的态度,9月,毛主席派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口头协定。张文彬即作为红军代表驻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这样,红军与十七路军统一战线关系正式形成。

对山西军阀阎锡山,毛主席亦积极进行争取工作。红军东征的胜利,使阎锡山尝到了厉害。红军回师后,毛主席于1936年5月25日致函阎锡山,揭露蒋介石强制、监视晋军反共的险恶用心,表示红军愿与晋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的真诚意愿。阎锡山因恐遭蒋们石排斥、控制,又看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人民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为了保持对山西的统治,被迫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中共派正式代表谈判。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遣彭雪枫、南汉宸为代表,携带毛主席给阎锡山的亲笔信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阎表示愿意联共抗日。彭雪枫即以中共联络代表名义在太原住了下来。12月22日,毛主席又写信给阎锡山,表场阎在西安事变中反对内战、“共维大局”等主张,提出了建立电台联络、徒步通信站、晋陕经济通商等建议。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各项要求均得到了落实。

薄一波出狱后,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他向阎锡山提出了三条:第一、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应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都做,不利的事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对我们用的人,应保障安全。阎锡山表示同意。这样,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山西也获得了重要进展。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爱国义举,毅然扣留了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2月12日晨5时前,张学良致电毛主席,电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计旧怨,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道,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形成、准备全国抗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主席继续以主要精力去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他根据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的新形势,适时地向全党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其中,特别强调争取民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的任务的中心环节,看不清其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此,1936年12月28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希望蒋介石能够履行他在西安允诺的条件,即改组国民党政府、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保证人民权利、联合红军抗日等,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翌年2月9日,毛主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现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此后,国共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就两党重新合作、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谈判。

毛主席除在原则上和具体步骤上对谈判工作进行指导外,还从多方面着手,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他多次致信致电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力陈抗日救国大义;1937年5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负和平使命赴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口号;继1936年夏秋间同斯诺的谈话之后,他又先后接见吏沫特菜、海伦·斯诺、范长江、厄尔·H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中外新闻界人士,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既告诫全党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又及时提醒党员干部不能做无原则的让步和联合,注意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他亲自起草祭黄帝陵,并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祭扫黄帝陵,表达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始祖的敬仰和团结全民族共赴国难,光大古邦的决心。

经过毛主席和全党上下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及其年领导的军队,迅速从逆境中走出,成为抗日救亡的旗帜、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毛主席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立即投入民族抗战的神圣事业。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中国革命和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坚定无畏的丰碑。在这座雄伟的丰碑上镌刻着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的光彩夺目的名字,而最不寻常的名字是毛泽东。长征选择了毛主席,毛主席更是对长征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毛主席的名字将与长征这座丰碑一道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人们将一代又一代地从毛主席的身上吸取勇气、智慧、献身精神和创造创新精神。

无坚不摧的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亘古未有的神奇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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